《半月谈》聚焦根治“小官大贪”，提及天河区纪委监委做法

　　——从发生人群看，集中在“管钱、管项目、管审批”的基层干部群体。2011年5月至2019年2月的8年时间里，湖南省常德市国土资源局武陵区分局财务股原副股长、出纳姚正斌利用职务之便，先后82次挪用常德市城区土地开发整理中心账户等4个账户的资金，共计5940余万元。

　　——从发生领域看，大多发生在一些重要的民生领域，比如农村土地资源开发利用、支农惠农政策性补贴、农村社会事业、农村基层设施建设、医保资金等。辽宁大连市普兰店区大刘家街道办事处经营管理站原站长盛懿丹，以农业设施占用补偿款、垫付工资款、支付合作社款等名义，先后31次自行或指使他人开具转账支票或现金支票，挪用经营管理站资金合计548.4万元。

　　——从发生年龄看，涉案人员有年轻化趋向。“95后”张雨杰曾是安徽省滁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，2020年3月被留置。他在2016年到2019年3年多时间里，采取收款不入账、伪造收款事实等方式，陆续侵吞公款达6900多万元。

　　“小官大贪”何以易发多发？除少数党员干部缺乏廉洁意识外，还有两个重要原因。

　　一些地区基层管理存在不健全、不完善、不配套、不严谨等漏洞。“有的基层干部身兼数职，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，一定程度上存在监督弱化、虚化的问题。”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彭新林说。

　　南京白龙山思亲陵永久华侨公墓工作人员杨萍，虽然本职工作是出纳，但实际上群众购墓从收钱到发证都由她一人负责。由于无人监管，杨萍甚至可以将自己的收款二维码贴在窗口，让客户直接扫码支付。2014年以来，她侵占贪污购墓款及护墓费2300余万元。

　　熟人社会的存在，也使监督受到人情干扰。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说，近年来，治理资源大量进入基层，但熟人社会的人情干扰，导致制度政策的执行在个别基层单位流于形式。

　　根治“小官大贪”，该开什么药？受访业内人士提出3条对策——加强对重点岗位监督，建立健全领导干部责任考核和追究制度；强化单位内部的财务监管机制与信息公开机制；推动监督力量下沉，织密基层监督网络。

　　这样的监督网如何运转？在广州市天河区，半月谈记者看到，纪委监委组建起民情督察员队伍、建设村（社区）纪检监察联络站；设置民情速递机关作风曝光台办公室，推动组建民情督察员队伍；设置专职监督员队伍，通过走访群众、列席村（社区）重要会议、设立群众来访接待制度等强化日常监督。